3.若干新法的颁行，使原有一些纠纷更具可诉性。
发布重要案件信息时，有的信息指明了检察活动的对象，如江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董绍柏涉嫌贪污犯罪立案侦查，而有的没有指明。有一部分检察机关的僵尸微博、僵尸微信并不发表信息，或者基本不发表信息，只转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微博、微信充数，双微公开停留在了只开不公的状态，没有发挥微博、微信应有的作用，未将电子检务公开落到实处。
广西检察院微信公众号的案件发布厅栏目，第一时间发布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重要案件信息，2014年共向社会发布重要案件信息25件。对于最高检官方微博发布的重要案件信息，除去其他地方检察机关对信息的转载评论，可以看到其他个人微博账号的评论和意见反馈。检察机关重要案件信息的发布实际上也是检察机关向社会公众案释法、普法的过程。2015年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司法公开实施状况评估和建议》（CLS（2015）ZDZX10）的阶段性成果。[17] 2014年7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实施办法》明确指出，除了通过召开新闻发布、门户网站的方式之外，还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发布新闻的形式，灵活发布检务信息。
当前，发布重要案件信息，应当把重点放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进展上。从2014年4月9日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官网、微博、微信等网络渠道密集发布重大案件信息。工作优秀的合议庭，奖金有明显增加，基于中国司法规律的激励机制初步形成。
但是，当中央有关司法改革的决定形成并下达后，各地或许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解决。如此一来，法官检察官的需求很容易被忽视。以至于司法人员需要审慎地处理纠纷。
在正常情况下，司法机关触及到的应该是具有各种可能结果的复杂的争议性案件。就目前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实际进度看，若要达到深圳司法改革水平，难度依然非常大。
后者针对性强，形式多样，和谐有序。长期以来，司法机关广泛适用调解处理案件，其实是公权力对私权利领域的侵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结合本地实际，就会成为次项选择。很明显，中央现在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也就是希望在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和谋划，妥善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诚然，司法工作并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创业体验，有着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约束，还必须遵循司法伦理与行业纪律。不过，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并不是一般地用于维护社会秩序。从逻辑角度看，各地政法委最应该关心的是中央政法委对自己所制定方案的评价，稳妥并避免冒进才是正确选择。
在基本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中央支持改革，司法机关的单兵突进，也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体制内探索改革的稳妥方式。增加法官数量需要解决编制问题，这在中国当下，对基层司法机关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几乎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
新的司法管辖规定体现了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要求，从制度上防止对审判工作的不当干扰，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③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法治中国的关系，请参见徐显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乎国家存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
担任过领导的人都有一个经验，上级管得多的地方，下级更轻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位之一。由此，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政治环境中，之前几乎寸步难行的司法改革，一夜之间带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全面铺开。以为司法改革仅仅依靠顶层设计或者用顶层设计取代摸着石头过河，既不符合三中全会所要求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基本精神，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公认的司法规律。恰恰相反，法官检察官对此评价普遍不高，网络上不时传出法官检察官辞职的消息，似乎是这些方案受到了冷遇。以顶层设计取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于中央层面来说，是一种简单化。
如果中央没有自上而下全力以赴地推动司法改革，不少地方即使出于免除自身维稳责任的心理，也会尝试推动改革。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2月29日，以审理专利等民事侵权案件为主，不审理专利商标行政授权确权案件。
其中，引入竞争性因素，是调动地方与基层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参与司法改革积极性、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方式。毕竟，各个地区司法人力资源、财力物力、制度环境、开放程度等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基于本地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司法改革方案，必定存在诸多不同。
他们中有人会以为在司法改革的问题上不需要自己去承担风险了，在过去，本地独立做出改革决定，也就必须独立承担改革的风险。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改革要与立法相衔接，改革措施要于法有据，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
更宽泛地看，所有涉及社会领域的问题，都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解决办法，选择解决方案比认知解决方案更考验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例如，由于司法机关有条件通过所掌握的司法资源与实力部门领导搞交易，以牺牲司法公平为代价，解决法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那么，当地党委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保障水平，去除法院的担心。合议庭改革、主审法官制等，都是这个思路下的产物。作为一种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一直在谋求推动改革，包括2001年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内的措施。
任何人如果挑战法律，都必须付出代价。如弗兰克所说，每一项法律纠纷都是独特的和单一的。
所有自下而上的司法改革，都是本地在压力之下而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哪个好哪个不好，只要是充分体现出将中央改革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就是适当的、好的。
全国法院都存在对外面临司法公正，对内面临队伍稳定的问题。律师的责任压力或许更大。
尽管不能说的很绝对，但是，能够成为问题的事项，一定没有现成的答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人财物省级统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司法改革任务。事实上，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有关司法改革的决定形成前，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研。摸着石头过河所激发起来的干部队伍投身建设与改革的前所未有的热情，全国各地踊跃争当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排头兵的积极现象，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同一类案件，不同的判断，形成了此类案件判决规律。离开了法律，争议性案件不但不能根本解决，而且还会导致更多的争议产生。
假如各地党委主持制定司法改革方案。尽管司法必须遵循依法裁判的规律，但即使排除法律之外的干扰因素，例如四中全会要求杜绝的非法干预现象，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给司法工作带来困扰。
季卫东教授曾经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法院内外的利益冲突却很可能把技术层面的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需要文明司法，但不会提出文明科研的要求。
